王大珩院士: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科学时报 王静报道]两院院士王大珩是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研制出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在我国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他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并发展为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使之成为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国际知名的研究开发基地。他在1986年与另3位中科院院士联名提出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即“863”计划。1992年,他与其他5位中科院院士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成立。1999年,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了解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人都知道,王大珩早年留学英国,在英国昌司玻璃公司工作期间,虽然不能进入生产车间,但他在实验室对玻璃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光学玻璃的关键技术有了足够的了解。
 
王大珩在自述中介绍,在那里,他进行了200多埚的玻璃熔炼实验,为发展新品种光学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动权,并发展出稀土玻璃系列,获得了两项专利。为了提高测量玻璃光性的效率和精确度,他创研了V—棱镜折光仪,而且成为商品,现已成为测量光学材料光性的经典仪器。
 
回国后,他受命建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在那里,他率领队伍研制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建立起全套规模生产技术和设备,培养了生产骨干;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激光器,成为我国激光科技事业的开端;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我国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以及更多的“第一台”。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研究所成功研制靶场用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开创国内自主研制大型精密测试设备的先河,形成国防光学的一个重要高技术领域。
 
但他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为发展高技术奔波倡议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时,立即与中科院院士陈芳允商议,并联合另两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杨嘉墀,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起草的报告定稿后,立即报送邓小平,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即“863”计划,至今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1989年,他与王淦昌、中科院院士于敏等再次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装置的建设。
 
1992年,他再次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和罗沛霖等5位院士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得到工程界的热烈拥护。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此后,鉴于我国已进入信息科学时代,为适应时代进展的需要,他与仪器仪表界联合倡议召开了香山会议。他提出,仪器仪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仪器仪表是信息工具;仪器仪表工业是信息工业的概念。
 
他说:“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修身育人德为先
 
有媒体曾问王大珩:老师给予学生什么最重要?
 
他说,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科学精神,教学生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他认为,科学界最忌讳的就是剽窃、抄袭、作假、把名利庸俗化,这些实际上等同于强盗。“不讲道德规则的卑劣行为发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说明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里去了”。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人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应该放在第一位。
 
“假如一个班级的孩子与别人赛足球,问他们希望谁赢,回答一定是‘我们班!’这是在一个集体中生活的人都该有的愿望和感情,如果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就太可悲了。中国有高度的文化和灿烂的历史值得骄傲,外国人都不能不尊重。任何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天经地义!”王大珩表示。
 
诠释科学精神内涵
 
针对科学界的不良现象,王大珩于2007年12月在《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什么是科学精神》。
 
他在介绍“科学”这一概念后,概括出科学的六大特征,即一元性、诚实性、严谨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一性、科学与技术并行发展。文章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过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他认为,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大家的认识就容易一致,就容易团结在一起。
 
王大珩相信,科学化会为我们建设强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谢绝“中国光学之父”称号
 
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已值耄耋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
 
他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由此可见,他的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处处体现。

《科学时报》 (2010-6-3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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